韓女星新歌《我要辭職了》爆紅
發佈時間：03:00 2026-09-24 HKT
韓國女團i-dle隊長田小娟（Soyeon）新歌《l'm gonna TOESA》（我要辭職了）熱爆音樂平台之餘，更因唱出不少打工仔心聲，變成一首「辭職必跳歌」，甚至有網民揚言要「裸辭」旅行。不過，「口嗨式辭職」人人會講，但裸辭的浪漫與現實之間，落差有多大？輔導心理學家及大學行為經濟學講師陳鈺瑜接受本報訪問時建議，打工仔想將「辭職幻想」變成可行計劃前，必須先過三關，從財務與心理兩方面做好準備。
該首歌曲的歌詞中，道出了不少打工仔心聲，例如「我要離職啦，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惜」、「本來就沒有打算這麼拼命生活」，以至「瀟灑地收拾東西，頭也不回」，甚至離職後感到後悔也不怕，因為「反正我們最後都變老奶奶」，當未來回頭看時，也會覺得「It's a romantic day」。然而，這種心態令不少年輕人引起廣泛共鳴，卻難以打動上一代打工仔。
兩代人工作需求層次大不同
陳鈺瑜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（Hierarchy of Needs）解釋，上一代港人成長於物質匱乏年代，工作是為了滿足生理與安全需求，「一份工做到老」是理性選擇；但現今年輕一代的基礎需求早已被上一代承擔，職場追求直接躍升至金字塔頂端的自我實現，即意義感、成長空間、自主性與被肯定的感受。當工作只剩薪酬及無法提供上述需求時，便會產生上一代難以理解的「窒息感」。
這個現象的背後，亦是後疫情時代的人生優先次序重置，當年輕人近距離感受人生無常後，重新叩問「我究竟為何而捱」，而這種存在性覺醒（Existential Awakening）正是辭職潮的深層土壤。
「口嗨式辭職」藏認知陷阱
對於不少打工仔都會「口嗨式辭職」，陳鈺瑜指心理學上是一種認知迴避式應對（Cognitive Avoidance Coping），腦海中反覆演練「出走」，能短暫製造掌控感與解脫感，「在腦海中辭了職，情緒上已獲得部分釋放，真正付諸行動的衝動反而因此降低」。但長期依賴幻想式迴避，容易強化習慣性無力感，「個人越來越相信自己無力改變現況，可能採取的行動空間也愈縮愈窄」。
相反，真正危險是衝動辭職一刻的認知偏誤。她列出了三大陷阱，其一是樂觀偏誤（Optimism Bias），高估「辭職後必能實現理想」、低估重新求職的困難；第二是情感預測謬誤（Affective Forecasting Error），誤以為離職後必然自由快樂，忽略身份失落、日程結構瓦解與收入中斷；第三是現時偏誤（Present Bias），即在情緒高峰期大腦「被劫持」，「上司一句責罵，盛怒下觸發的辭職計算，與心平氣和時的判斷截然不同」。
此外，她提醒「活在當下」若被曲解為「此刻不快樂便應立即逃離」，便會與衝動決策合流，忽略了理性規劃對長遠福祉的保護作用。
裸辭前做財務與心理評估
陳鈺瑜建議，打工仔決定「裸辭」之前，要從財務與心理兩個維度評估準備程度。財務上有3層要求，第一層是「生存緩衝」，預留至少6個月、理想12個月的「零壓力生活費」，即零收入下維持租金或供樓、飲食、交通、保險等基本開支的金額；第二層「過渡計劃預算」，若目的是進修或轉行，須預先計算學費、考牌費、試錯成本等全部成本並單獨存放；第三層是「心理安全線」，即個人「存款跌至哪個水平便會失眠」的底線，存款須維持在此線之上。
心理要求方面，包括評估離職後首90天有否具體計劃、自我價值感是否過度依附職業身分，以及身邊是否具備足夠的社交支持網絡。她提醒，過往求助個案中，不乏衝動辭職者，蜜月期過後積蓄漸枯而出路未明，財務焦慮常以失眠、食慾不振等生理症狀呈現。
其實年輕人渴望辭職，背後本質上是追求自主性、喘息空間與對生命方向的掌控感，未必只能靠辭職獲得。陳鈺瑜建議，可設定「微型邊界」，下班後不回工作訊息、不在睡前查閱工作電郵；或申請「內部轉型」，先探索調崗、轉部門的可能，「不少人辭職後方才發現，問題的根源並非工作本身，而是某位上司或某種工作環境」。
發展副業 將「跳海」變「跳船」
她續指，年輕人亦可作「平行建設」，在職發展副業，待新方向收入達現有月薪三至五成才辭職，屆時「離職是跳船而非跳海，有船可登，風險截然不同」；又或申請「協商式無薪假」，部分企業容許申請3至6個月無薪假，保留退路之餘提供喘息空間。
至於陳鈺瑜最希望向年輕讀者傳遞的信息是，「辭職自由值得追求，但自由的本質並不在於離開，而在於擁有選擇。」當一個人在財務上已具備離開的條件，即使最終選擇留下，心境也截然不同，「選擇留下」與「被逼留下」的一念之差，足以改變職場上的整個心理狀態。
